2010下半年煤炭行业投资策略

(十)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54] 实践中，宪法规定的合宪性审查机关并未直接作出合宪性判断，孙志刚案发生后，虽有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予以审查的建议，但是最终未能启动审查程序。[34]有的从维护中央权威的角度，认为实践中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司法解释的数量以及实际功能都较法律更强，主张只将法律以下的规范纳入到审查范围之中将是较为稳妥和可行的选择。

4、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推进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法实施监督》，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3页。[16]季卫东是较早以合宪性审查为主题开展研究的学者，他认为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可以分两步走，首先是设立宪政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全国人大之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的由法学家与政治家组成的，统一行使原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的合宪性审查权和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撤销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方面的最终决定权，该委员会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其它低位阶的规范。31参见苗连营：《关于设立宪法监督专责机构的设想》，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4期，第4-5页。在此背景下，一批以合宪性审查为主题的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次由法院来审查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另一条路径是在宪法监督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宪法监督的主体、客体以及程序作出变革。这一研究进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在法律体系不健全、有法可依尚未实现之时，以立法为中心有其必然性。[11]秦前红、刘怡达：《论我国政府工作报告的双重功能及其协调》，载《湘潭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到目前为止，执法检查尚未实现与质询、撤职等更具强制力的监督方式的功能整合。例如，韩晓武先生指出：加强改进人大监督工作，是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内在要求，因此，要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权充分用起来，切实在增强监督的实效上下功夫，把‘监督实效放在重要位置。那么，如何解释上述功能整合现象呢？笔者认为，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均不容忽视。当下，我国的立法过程尚未进入对各种成本斤斤计较的阶段。

（参见杨景宇：《关于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几个问题》，载《北京人大》2013年第6期，第8—9页。[29]一府两院进而对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行研究处理[30]。

[41]参见蒋清华：《支持型监督：中国人大监督的特色及调适——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为例》，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汪铁民先生认为：一方面，人大监督不能只局限在发现问题这个层面上，而忽略了它的支持本意。然而，如果再次检视其运行方式、过程及成效，执法检查则属于典型的柔性监督。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如何有效监督权力的运行，使其既符合宪法、法律的要求又满足人民的期待，始终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二）依法监督论和监督支持论 与此同时，柔性监督也是受相关监督原则及理念影响的结果。当时，尽管缺乏明确的宪法依据，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却坚信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理所当然具有监督一府两院执法的职责，而这样的呼声也促成了执法检查制度的萌芽。在他看来，监督权是确保其他职权有效行使以及人大权威巩固的一种制度担保。

总之，执法检查的形成过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颇为生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生长图景，完全打破了橡皮图章的刻板印象。除了督促检查法院在审判中不折不扣地实施法律之外，执法检查还从以下几个侧面对审判权产生影响：督促制定和完善司法解释、影响司法政策的制定、倡导建立办案协调机制、推广审判经验、关注审判权运行条件以及监督个案的处理。

上述观点贴切地反映了与依法监督论、监督支持论大相径庭的监督绩效观。作者简介：林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20]例如，2016年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结合审议执法检查报告（《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展了专题询问。总体而言，执法检查更多是通过建议、规劝、提醒等建设性的方式实现执法状况的改善与提高，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几乎未动用任何形式的强制手段实现其监督目的。因此，我们也要依照合法性原则再次检视执法检查实践。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将执法检查作为纯粹的监督政策执行情况的制度工具是否违背了监督法的立法原意？常委会在检查过程中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影响一府两院的行政及司法政策的制定，监督对象的决策自主性与裁量权如何得到保障？在监督法明确否定个案监督之后，执法检查能否继续介入哪怕是极少数个案的处理？这些问题都有待在完善执法检查制度过程中进一步斟酌、取舍。参见王维国、谢蒲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载《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6期。

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制度下，功能整合与变迁其实并非罕见。其结果往往是一种各得其所的复合双赢局面。

近年来，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开始将执法检查与专题询问加以结合以进一步强化监督效果，[48]但专题询问仍然属于一种较为柔性的监督方式，其监督强度无法与更具刚性的质询同日而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来自地方的质疑迫使常委会及时纠偏，通过系统性反思、调整使执法检查更加适应政治生态。

首先，由于缺乏将地方政府作为监督对象的组织法依据，作为检查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寻求与地方政府实现互益型的合作。其次，就监督策略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奉行监督支持论或支持型监督。

诚如有学者所总结的：制度运行的效度不完全取决于制度的健全，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行动者。在绩效观论者看来，人大监督应当始终以增强实效为依归，其正当性甚至可以仅仅立基于目的，而不必追问具体形式或手段的合法性。[75]功能溢出中的个案监督一定程度上与一些学者的期待不谋而合。[5]立法取舍的结果不仅凸显了改革及其边界之间的微妙关系，[6]而且也表明，执法检查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宏观政治制度之间存在较大的兼容性。

[80]因此，在今后的执法检查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应当继续恪守经过长期讨论所形成的上述共识，使监督权止步于个案。[61] 其次，是对监督支持论的质疑与否定。

他指出：是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想管什么事就管什么事呢？不是。[28]汤虹：《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法律效力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三章‘审议意见的法律效力（第16—24页）。

将完善法律的功能嵌入执法检查之中尽管并非立法者初衷，但由于其属于常委会自身内部的职权调整且并不对法定立法程序构成冲击，因此，此种功能整合利大于弊。执法检查的形成过程更多地彰显其制度创新的主动性和制度实践的持久韧劲。

[48]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围绕执法检查报告（《职业教育法》）开展专题询问。具体而言，常委会因地制宜地运用了以下三种不同的策略：通过委托检查缓和地方人大及政府的抵触情绪，此为妥协。[33]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行使监督职权。同理，将预算监督融入执法检查之中也并不存在合法性问题。

[21]或是在履行法定职权过程中兼顾其他任务的完成。[19]有学者将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视为改革开放30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经验。

首先，在督促国务院确保执法经费及其他条件时，常委会的预算监督功能被成功地嫁接进来。在功能整合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展示了更大的自主性与能动性。

尽管这样的关注可能有助于纠正一些错误的判决，但无论如何，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判权的独立行使。[64]因此，有学者总结道，该主张在法律上混淆了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关系，或者说，是对人大监督的一种‘异化。

很赞哦!（26）